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

《弊魔试目连经》由支谦翻译，记录了佛陀游历时与瞋恚魔的对峙。故事讲述了贤者大目连在冥夜中修行，感受到魔的干扰。瞋恚魔试图通过误导持戒的沙门，让他们陷入恼怒与贪欲。然而，佛陀教导比丘们要以慈悲心面对恶习，无法被魔所动。最终，魔遭到惩罚，体验地狱之苦。此经旨在揭示修行者在修道路上，应当警惕内外魔障，以维持内心的清净与安宁。

《梵网六十二见经》由支谦翻译，探讨异道人对佛法的不同看法与误解。佛在俱留国与比丘讨论他人对自身及法僧的谤言，强调信仰的正确引导和心态的重要性。经中提到，异道思想的根源在于对生命、存在、善恶等的误解，导致他们陷入无尽的见解争辩，无法自拔。佛教导弟子们应以智慧和慈悲来面对外界的误解，以往内心的平静和真正的觉悟为目标。此经旨在让人们认清自我，超越执念，实现真正的解脱与觉悟。

《佛说阿难四事经》由支谦翻译，传达了佛教的重要教义。佛陀在世时，阿难询问人们该如何获得福德与度解。佛陀指出，四个关键行为可带来福德：以慈心抚育众生、施予穷困者、恻隐杀生行为，以及供养清净高士。通过慈悲与行善，信众可以获得与供养佛身无异的功德。佛陀强调，即便他离世，经典仍在，与随时实践的信徒同行，大家应当传承这一智慧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在纷扰的世间，坚守慈心和奉行佛法至关重要。

《佛说八师经》是支谦所译的经典佛教文本，讲述了佛陀在舍卫国教导梵志耶句的智慧。佛陀强调了八种“师”——即杀生、盗窃、邪淫、恶口、嗜酒、年老、病瘦和死亡，作为修行者应警惕与避免的悲惨后果。每一种师都透视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规范。教义的核心在于劝诫众生行善、修德、知足，最终获得解脱。经过佛陀的教导，梵志领悟真理，发心受戒，成为清信士。这部经典传达了珍惜生命、抵御诱惑与追求觉悟的重要性。

《犭制狗经》是由支谦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，主要记载了佛陀在耆阇崛山讲授戒法的情景。佛陀提到，若弟子对师父心生嫉妒，便如曾为狗者，重蹈恶道。佛通过阿难的提问，阐释了持戒的重要性，强调正道与邪道的辨别。同时，针对末世的恶师现象，佛陀警惕弟子防范那些贪图利禄而不传授真理的师长。最后，佛教导阿难，即便曾受恶师误导，但若真心悔悟，依然可以重新获得佛法的利养与救赎。

《八仙出处东游记》，又名《东游记》，是明代作家吴元泰创作的一部神话小说，共二卷五十六回。书中描绘了八位神仙——铁拐李、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张果老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韩湘子和曹国舅的修炼历程，故事取材于《争玉板八仙过沧海》。八仙因龙太子摩揭夺取蓝采和的玉版而与龙王展开激烈战斗，最终由孙悟空助阵，击败天兵天将。该作品为研究神话和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，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中。

《辽史》是元代史学家脱脱及其同僚创作的纪传体史书，于1343年至1344年间完成，共116卷，具体涵盖辽朝自907年至1125年的历史。《辽史》包含本纪、志、表、列传及《国语解》等部分，全面记录了辽太祖至天祚帝的历史，以及与西辽的关联。该书在军事、经济、地理和韵律等方面展现了丰富的研究价值，同时，对于辽国的官制和经济状况的描述具备独特视角。然而，该书亦存在部分史实错误和内容缺失，引发后人补编和校勘的需求。

《长短经(反经)》是唐代学者赵蕤所著的国学经典，旨在探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。书中引用孔子的思想，强调技艺与德行的重要性，以及社会变化对礼法的影响。赵蕤指出，因应时代的特色，治理理念与法律应有所差异，以应对社会的弊端。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不同治国策略，书籍反映了忠诚与权力的复杂关系，提出了针对时政的深刻见解，是对传统思想的重要阐释与延续。其内容推动了对历史与道德的反思，是国学领域的重要著作。

《列子》是中国古代道家经典之一，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由郑人列御寇所著，旨在启发智慧与心智。全书以寓言形式呈现，分为八篇，著名故事如“愚公移山”和“杞人忧天”深入人心。尽管在唐代被视为道教四部经典之一，现代学者对其真实来源存在争议，认为现存版本可能为后人所伪作，但其文学与哲学价值依然显著。作为智慧的宝库，《列子》不仅启迪思想，更传承中国传统文化。

《乐府诗集》是由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古代诗歌总集，旨在总结我国古代乐府歌辞。该集现存100卷，记录了自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及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诗，共计5000多首作品，内容丰富，各类歌辞均有总序和题解，包括著名的《昭君怨》和项羽的《垓下歌》。作为最完备的乐府歌辞汇编，《乐府诗集》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音乐提供了重要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