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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庵梦忆

张岱 台静农序

张岱,字宗子,又字石公,号陶庵,又号蝶庵居士。山阴人,其先世为蜀之剑州人,故《自为墓志铭》称“蜀人张岱”。宗子的家世,颇为显贵的。高祖天复嘉靖廿六年进士,官至太仆卿;曾祖元汴,隆庆五年状元,官至左谕德侍经筵;祖汝霖,万历二十三年进士,视学黔中时,得士最多,杨文笾梅豸俱出他的门下,当时黔人谓“三百年来无此提学”;父耀芳,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,鲁王好神仙,他却精导引术,君臣之间,甚是契合。(以上俱见《琅环文集》卷四家传)宗子之能享受那样豪华的生活,如《梦忆》中所写的,正因其生长于这样家庭的关系。

宗子《自为墓志铭》说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(一五九九),崇祯甲申明亡时,他已四十八岁了。他的死年有两说:邵廷采的《逸民传》,说活到七十多岁,而徐鼐的《小腆记传》补遗说活到八十八岁(一六八四)。大概後说是可靠的,因《蝶庵题象》有“八十一年,穷愁桌荦”之语,(《文集》卷五)这显然不止于七十馀了。又康熙十八年(一六七九)开明史馆,毛奇龄以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,当时寄信给他,要他的明史著作,以作修史的蓝本(《西河全集》书四)。开明史馆这年,他已八十三了,记龄的信可能就写在这一年,也可能在这一年以後。足见说他活到八十八岁,一定有所根据的。

据此知宗子国亡以後,在满清统治下,还作了四十年的逸民。那么,他的生平可以甲申为限,划作两个阶段。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极为豪侈,而态度是极为放纵的。《自为墓志铭》云:“少为纨裤子弟,极爱繁华。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;兼以茶淫谲谑,书囊诗魔。”这是他真实的自白,而《梦忆》一书中所记的又是更加具体的事实。

国亡後的生活,则大大不同了。《墓志》云:“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。所存者,破床碎几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,常至断炊。”虽然,这样的贫乏在他是甘心的。《遗民传》云:“丙戌後,屏居卧龙山之仙室,短檐危壁,沉淫于明一代纪传,名曰《石匮藏书》,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”。《梦忆》自序亦云:“陶庵国破家亡,无所归止,披发入山,骇骇为野人。故旧见之,如毒药猛兽,愕窒不敢与接。作自挽诗,每欲引决,因《石匮书》未成,尚视息人间。然瓶粟屡罄,不能举火。”一向生活于华贵的家庭,而又沉溺于声色狗马之好,一旦国亡,不乞求保全,如钱谦益阮大铖一类人的行为;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,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,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,宁让人们将他当作毒药,当作猛兽,却没有甚么怨悔。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,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,处繁华而不没落,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,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?钱谦益阮大铖享受的生活,张宗子享受过,而张宗子的情操,钱阮辈却没有。

一场热闹的梦,醒过来时,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。于是而有《梦忆》之作。也许明朝不亡,他不会为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笔;即使着笔,也许不免铺张豪华,点缀承平,而不会有《梦忆》中的种种境界。至于《梦忆》文章的高处,是无从说出的,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,总觉水墨滃郁中,有一种悲凉的意味,却又捉摸不着。余澹心的《板桥杂记》,也有同样的手法,但清丽有馀,而冷隽沉重不足。

宗子的诗文,是受徐文长的影响,而宗子来得深刻,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。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,家传云:“徐文长以杀後妻下狱,曾祖百计出之,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。”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,曾去狱中看文长,“见囊盛所卓械悬壁,戏曰:‘此先生无弦琴耶?’文长摩大父顶曰:‘齿牙何利!’”这样恶谑,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,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,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。宗子年少时,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,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,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。(见《文集·与王谑庵书》)但四库总目著录《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》,云“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”,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,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。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、吃酸梨偈、放鹞图、对联、灯谜诸作,《提要》谓“鄙俚猥杂,岂可入之集中?”(《提要》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)然宗子却云:“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,传之自文长始;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,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”(《文集》卷一柱铭抄自序)。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,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。徐文长文章的风格,传统的文学观念者,批评为鄙俗纤巧,蹈入魔趣,可是文长唾弃七子,自成风格;袁宏道谓其:“诗文崛起,一扫近代芜秽之习”(《徐文长传》),不是无见之言。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,而犹追逐于文长的,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,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,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?

宗子不仅长于文学,且长于史学,重要的著作,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《石匮书》。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(《文集》卷一《石匮书自序》),脱稿後犹时加删改,故与李砚翁书有“弟《石匮》一书,泚笔四十馀载”之语。(《文集》卷四)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《明史纪事本末》,想以五百金购买《石匮书》,宗子慨然予之。(思复堂《逸民传》)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,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。按《逸民传·谈迁传》云:“名季廒史虽多,而心思陋脱,体裁未备,不过偶记闻见,罕有全书;惟谈迁编年,张岱列传,两家俱有本末,谷应泰并采之,以成纪事 ”。于此可知《石匮书》与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的关系。虽然,《石匮书》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,昔年在北平时,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,为海内孤本云。

关于《梦忆》的版本,有砚云甲编本一卷,王文诰本八卷,皆乾隆年中刻。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(一七九四),後因雕板失去,重刻为巾箱本,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(一八二二)序,《谭复堂日记》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。咸丰五年乙卯(一八五五)南海伍崇曜刻入《粤雅堂丛书》者,即据王本。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,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,爱好者甚多,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,属为一序,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,因拉杂写此。

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