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呈吴郎

大历二年（767），即杜甫流离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。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。草堂前有几棵枣树，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，杜甫从不干涉。后来，杜甫将草堂转给一位姓吴的亲戚（即诗中吴郎），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。不料吴姓亲戚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，不允许别人打枣。寡妇向杜甫诉苦，杜甫于是写此诗去劝告吴郎。此前杜甫写过一首《简吴郎司法》，因此这一首题作《又呈吴郎》。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，杜甫不说“又简吴郎”，而有意地用了“呈”这个似乎与对方身分不大相称的敬词，以让吴郎易于接受。

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，从自己过去如何对待邻妇扑枣说起。“扑枣”就是打枣。这里不用音调强烈的上声字“打”，而用短促的、沉着的入声字“扑”，是为了取得声调与情调的一致。“任”就是放任。为什么要放任呢？第二句说，“无食无儿一妇人。”因为这位西邻是一个没有吃的、没有儿女的老寡妇。

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：“不为困穷宁有此？只缘恐惧转须亲。”“困穷”，承上第二句；“此”，指扑枣一事。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，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？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，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，反而应当表示些亲善，使她安心扑枣。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。难怪陕西民歌云：“唐朝诗圣有杜甫，能知百姓苦中苦。”以上四句，一气贯串，是杜甫自叙从前的事情，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。

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。“即防远客虽多事，便插疏篱却甚真。”这两句上下一气，相互关联，相互依赖，相互补充，要联系起来看。这两句诗是说，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怕你不让她打枣，虽未免多心，但是，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，倒真让人以为你要禁止她打枣呢！这两句诗，措词十分委婉含蓄。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、太生硬，教训意味太重，会引起对方的反感，反而不肯接受劝告。

最后两句“已诉征求贫到骨，正思戎马泪盈巾”，是全诗中心。上句，杜甫借寡妇的诉苦，指出了寡妇的、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。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，也就是诗中所谓“征求”。下句说得更远、更大、更深刻，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。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，即所谓“戎马”。由一个穷苦的寡妇，从一件打枣的小事，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，以致于落泪。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开导吴郎，告诉他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，苦难的人还有的是，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想得开一点，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。

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，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“高华典雅”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，尤其鲜见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。首先是现身说法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，最后还以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，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，措词委婉，入情入理。其次是，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。

如“不为”、“只缘”、“已诉”、“正思”，以及“即”、“便”、“虽”、“却”等，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，既有律诗的形式美、节奏感，又有散文的灵活性，抑扬顿挫，耐人寻味。